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的中美博弈，中国探索避免世界碎片化的道路

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后，中国致力于探索避免世界碎片化的道路，中国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合作机会，此举体现了中国的智慧和担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此版《国家安全战略》与以往相比，更加突出将经济安全、供应链安全、关键资源与技术控制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核心，这一变化将进一步加速全球安全与发展格局演变。

确立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首要基础的战略定位

最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美国战略重心的系统性转变。它将传统安全议题聚焦于经济竞争空间，将经济、贸易与供应链体系置于国家安全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美国不再单纯以所谓价值观、军事竞争或反恐来定义国家安全，而是将经济竞争、关键资源与技术主导权上升到战略层级。

该报告明确提出要通过战略性关税、关键矿产与材料获取控制、供应链等工具来调节对外经济关系，旨在重塑美国与他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关系结构。这种把贸易摩擦、产业政策与供应链安全直接纳入战略的做法是过去《国家安全战略》中所罕见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12月8日发布的评估中指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与过去十年美国外交战略相比，在对中国及全球竞争的定位上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不再明确将大国竞争作为核心战略坐标，而是强调要“重新平衡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rebalance America’s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将经济议题置于战略竞争的中心，并将确立经济优势优先于传统地缘政治对抗视为新的战略基石。这种表述意味着对华竞争从过去侧重“融入与规则竞争”，转向更强调对等、条件限制，强调平衡与重新设定对华关系中的经济条件。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对印太地区的界定。报告将“印太经济与安全竞争”系统整合进战略框架，明确指出海上通道与供应链节点的控制与安全对于美国经济稳定同样至关重要，视全球供应链与海上运输通道为核心竞争领域，而非仅是军事或地缘政治的竞技场。

总而言之，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表明了美国正在着手调整结构性竞争模式：从以军事威慑与同盟体系为核心、以地缘安全为主轴的传统大国竞争模式，转向以经济实力、产业控制、供应链安全与关键核心技术主导权为核心的新型国家竞争模式。

中国在开放、安全与自主之间重塑发展范式

在外部战略环境深刻变化、国际经贸规则与全球供应链加速政治化、安全化的背景下，近期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清晰地体现了中国在复杂变局中的战略抉择。这些部署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扩大开放”，更不是走向对抗性收缩，而是构建一种更具韧性和安全边界的高质量开放体系，其核心正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与“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明确了以稳中求进为核心的政策框架。未来的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将实现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强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为此，会议明确以“八个坚持”作为2026年重点任务，系统性地通过将国际经贸摩擦、科技限制、供应链冲击等外部变量纳入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整体框架进行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安全与风险防控的同时，会议未弱化对外开放，而是将“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作为关键支柱之一。这具体体现在：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这表明，中国正主动调整开放的结构、层次和规则基础，从“规模型开放”转向“质量型、制度型开放”。

与此同时，政策层面将对内需与内生动力的重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位列八项重点任务之首。其路径包括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有效投资关键性增长与存量资产盘活等。这释放了一个清晰的政策信号：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与安全性的关键支点，旨在通过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来有效抵御外部冲击。

“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为这一开放体系提供了稳固的防风险安全底座。会议对稳定房地产市场、化解地方债风险等做出了具体部署。这种对安全能力的提升将为开放体系的稳定运转提供必要支撑。

整体看，中国对2026年的政策布局不是对外部的被动应对，而是“以我为主”的自主政策选择。它不是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做取舍，而是通过“坚持改革攻坚”来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并通过“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如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升级和优化二者关系。核心是通过更高质量的开放和更强劲的内生创新来提升竞争能力以保障安全，通过更系统的风险防控保障开放的可持续性。这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经济与安全深度捆绑的逻辑形式上似乎相似，但在立意和格局上却明显更高：中国强调的是在开放中增强韧性，在自立自强中拓展合作空间，旨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范式，而非通过排他性规则榨取他国来补偿自身。

中国将在结构性竞争中塑造中长期优势

“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政策取向。

第一，推动产业升级与新型贸易增长模式，上移竞争重心。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中国将持续加大对绿色产业、数字经济、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推动出口结构从以规模为导向，转向以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为核心。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被反复强调，反映的并非短期政策偏好，而是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的前瞻判断——即未来竞争越来越集中于技术密集、规则弹性更高的环节。通过抬升产业与贸易结构层级，将弱化单一技术封锁或产业限制对整体竞争力的约束，使竞争重心从容易被外部锁定的领域，转移至更分散、更具动态调整的空间。

第二，持续推进国际市场与供应链多元化，分散外部冲击风险。在对外经贸布局上，中国将更加注重区域和伙伴结构的均衡，通过深化与东盟、拉美、非洲、中东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合作，逐步降低对单一市场和单一规则体系的敏感度。这一取向不仅是市场结构的优化，也是在全球供应链政治化趋势上升背景下，对冲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当外部环境趋向以“安全”“可信”为名重塑供应链结构时，多元化布局本身就成为稳定器，使外部冲击难以沿着单一通道集中传导为系统性风险。

第三，强化制度型开放，主动参与国际规则与标准竞争。未来，中国在高标准自贸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绿色标准和供应链治理等领域的参与深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降低准入门槛，而是通过规则对接和制度参与，拓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塑造空间。在国际竞争日益通过规则、标准和制度展开的背景下，主动参与规则体系运行，将避免被动适应、争取战略主动，也有助于防止长期被锁定在不利秩序框架之中。

第四，系统强化风险防控与自主可控能力建设。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领域，中国将继续完善风险监测与应急机制，加大对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资源的支持力度。这一安全能力的建设，绝非向内收缩，而是为高水平开放条件下运行复杂经济体系提供必要的底座支撑。通过降低关键环节受制于外部不确定性的程度，减少经济依赖被工具化、政策化的空间，使外部压力难以通过制造不确定性来改变自身发展节奏。

第五，通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模式稳定外部与内部预期。在对外层面，中国将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机制和多边平台，维持与不同经济体的合作网络；在对内层面，则通过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和改善收入分配，夯实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这种内外并重的包容性增长模式，有助于在长期结构性竞争环境中保持战略耐心与政策连续性，使调整成本被更均匀地吸收，从而增强整体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全球体系加速重组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选择的路径是在竞争中保持开放，在压力中坚持合作，在变化中提供确定性。这不仅仅关乎中国自身的未来，也是在为世界探索一条超越零和博弈、避免体系碎片化、走向合作共赢的可能路径。

（余翔，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文章仅为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