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骑士文学中的女性尊崇，源自阿拉伯世界的启示？

本次对谈探讨了欧洲骑士文学中对女性的尊崇是否源于阿拉伯世界，讨论认为，骑士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展现了女性在骑士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尊崇不仅体现了骑士阶层对女性的尊重，也反映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

10月12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字句lette组织邀约，作家乔纳森同西班牙语青年学者陈超慧在单向空间·顺德ALSO店进行了一场对谈。他们就2024年法国法兰西文学大奖得主阿卜杜勒法塔赫·基利托的三部作品《阿拉伯人与叙事艺术》《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告诉我这个梦》展开讨论，谈及《一千零一夜》等书中介绍的几部基利托推崇的文学正典，并从阿拉伯文学翻译，以及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阿拉伯古典文学的特点与魅力，语言与身份的界定关系等问题。以下为讲座文字整理稿的部分内容。

对谈现场

乔纳森：在我看来，基利托的作品就像是一条通向阿拉伯文学的秘密通道，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得以更好进入阿拉伯经典文学的腹地。为什么说是秘密的呢？因为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时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的理由，或者一个动机，进入一个差异性如此之强的文学样态里，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理由。基利托，这位摩洛哥学者、作家，恰好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理由，这样一次机会。在我眼中，他的形象有点像《鼹鼠的故事》里的鼹鼠，他擅长在地面之下打洞：基利托就这样深入阿拉伯文学的根系中，他不只能看到长在地面上的树干、树枝、树叶，还能深入阿拉伯文化的内部。他的一系列文本（包括评论和小说），对于中文世界来说，是很宝贵的。我们借由基利托的视野了解阿拉伯文学，能够很好且快速地达到专业且深入的水平，这要比直接阅读由中国学者撰写的阿拉伯文学史要好很多。为什么我们读文学不能直接读文学史？因为在文学史里，不同作品的介绍通常都比较苍白，但基利托的探讨则能打动人心，能帮我们发现其中的精髓及有趣的东西。因此，出版方字句lette能够倾力做出基利托的系列作品，就显得非常难得了。

说到阿拉伯文学作品，我们头脑中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一千零一夜》，大家对其中的故事非常熟悉，但我想大家可能对这本书的形成比较陌生。据研究者研究，这本书的雏形大概8世纪就出现了，但关于它的明确书面记录目前只能追溯到12世纪，这是因为在12世纪伊拉克的一些犹太书商的所谓“旧书冢”中发现了一些借书记录，在这些书商的租借目录里发现了《一千零一夜》这本书的书名。到18世纪，有一个法国翻译者加朗把《一千零一夜》翻译成法文，这时，它才从阿拉伯世界传出来并被整个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所熟知。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位法国的翻译者，我们今天很可能连这本书的书名都没听说过。

那你可能会问，如果它是一个文学价值特别高的作品，难道它会被埋没吗？实际上真的可能会，这一点特别有意思。我今天带来了一本汉纳·法胡里的《阿拉伯文学史》，这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有700页厚，大家猜一猜，这本书里关于《一千零一夜》的篇幅大概占多少页？提示一下，我们下面将会讲到的伊本·穆格法占了26页，贾希兹占21页，那么《一千零一夜》会占多少页？答案是：勉勉强强，占了一页的篇幅。这个结果恐怕是令大家惊讶的，我们全世界都觉得《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文学的最有代表性的、传播最广的作品，可是它在阿拉伯语的文学研究里相当不重要，不仅没那么重要，而且专业的阿拉伯文学研究者对它的评价也比较低。这本《阿拉伯文学史》的作者认为，“本书的艺术价值比较低弱”。这就说明在东西方交流过程中，我们对异民族文化的接受是存在某种程度的错位的。这就相当于我们的《赵氏孤儿》在18世纪的法国流传甚广，被当时的欧洲人认为是中国的文学经典，但我们通常不认为它能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基利托的三本书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进入真正的阿拉伯语文学世界，我们只要保持好奇心，就能对阿拉伯文学有一些真切的把握。那《一千零一夜》是如何成为正典呢？它是一个博弈过程、一种竞争，还是一种搏斗？我们请陈超慧老师讲讲，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怎么看正典的形成。

陈超慧：非常感谢乔纳森老师细致的介绍。刚刚您也说到，《一千零一夜》在文学史当中的占比并不多，这其实也并不意外，就像我们中国很多作品可能在国外接受度很高，但在国内却没什么反响。这可能是不同民族的审美差异或某些场域的竞争结果。今天活动的标题是《从<一千零一夜>开始解读阿拉伯文学正典》。一看到“正典”这个词，文学研究者可能就立刻就会意识到，当中蕴含着一套非常完善的机制，比方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塑造正典过程中的有力机制之一。卡萨诺瓦（Casanova）的《世界文学共和国》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机制，我觉得可以与《一千零一夜》步入正典殿堂的过程相互映照。

基利托在书里写道，理论上，《一千零一夜》很难在阿拉伯语世界中成为正典，因为它不具备成为正典的三要素。第一是作者的身份地位。这部作品的作者不详，它可能是平民口耳相传的故事，但不是由王室贵族撰写的，作者身份不起眼，使得鲜少人会留意这部作品。第二，能成为经典的文本都是不适合也不应该被翻译的，因为翻译会导致文本的多个版本。就像刚才乔纳森老师提到，它首先是被法国人翻译传播，之后再翻译成其他语言，在法语译本里，一些比较色情的情节已经被删掉，所以《一千零一夜》并不符合这个条件。第三，能成为正典的文本应该使用比较正式的语言，最好能以书面形式确认下来。基利托提到，阿拉伯语分为口头阿拉伯语和书面语（或经典阿拉伯语），正典是比较严肃的书写，应当使用书面阿拉伯语，而《一千零一夜》的语言却是比较日常化、通俗化的。《一千零一夜》并不具备这三个要素，但最后又成为了正典，其中的形成或运行机制是很有意思的。

在正典形成的过程中，有偶然因素的参与。为什么当时的法国人选择翻译这一本而没有选另一本，这就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正典的形成是需要翻译的，不能说自己国家认为可以就能成为正典，它需要其他国家的认可。而且卡萨诺瓦在书里写到（当然，他的视角是比较欧洲中心主义，他自己就是一个法国人），他把巴黎看作世界文学的中心，所以如果一部作品——比如说中文的或阿拉伯语的作品，它能被翻成法语，基本上就具备进入到正典殿堂的资格，所以《一千零一夜》先被法国学者翻译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除了翻译以外，作品还需要扩大影响力，其中一个迅速有效的手段就是获奖，先是国内的奖项，然后就是这个“世界中心”的奖项，比如说法国的法兰西国家骑士勋章，或者诺贝尔文学奖。《一千零一夜》没有获过这些奖项，但它通过法国人翻译再被传播出去，推动它进入到正典的这个位置。而在现代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作品都是先在国内获奖、被翻译成法语或英语这些比较强势的语言，然后再被传播出去或获得国际性奖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正典需要具备的普世性。对当时欧洲人来说，普世性应该是更加贴近他们生活的主题，或是他们能用来阐释自我和它者的价值观念，比如说，《一千零一夜》中就有一些比较日常的东西。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涉及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出版社、图书市场等部门或场域，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但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是使文学作品成为正典的比较重要的机制。

基利托在这篇讨论《一千零一夜》的文章的标题中写道：“一本无趣的书？”其实这可能不是他的结论，而是通过一个反问或设问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如果《一千零一夜》没有被翻译成法语，我们还有没有可能读到它，我们会怎么看待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评价体系本来就是一步步被建构出来的，那我们的评价是不是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呢？

《阿拉伯人与叙事艺术——一种陌生的熟悉感》

这篇文章收录在题为《阿拉伯人与叙事艺术——一种陌生的熟悉感》的集子中。一看标题，我们就会觉得有着文学理论的厚重感（叙事、陌生、熟悉感），因为这本书其实就是基利托的文学评论集，他在里面对很多阿拉伯经典文学作品的起源、传播、审查、改编、成为正典的过程，以及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都做了非常多的探讨。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有意思，也很适合阿拉伯文学的入门读者去读。

乔纳森：我们现在回到阿拉伯的立场来介绍几部他们自己心目中比较受推崇的文学正典，这也是基利托在《阿拉伯人与叙事艺术》这本书里着重探讨的。如果想对阿拉伯文学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首先要有个概念，就是在阿拉伯文学的传统认知里，诗歌是阿拉伯文学的精髓所在，而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却是散文、小说这一类作品。因此，我们探讨的或许只是40%的阿拉伯古典文学，而不是100%的阿拉伯古典文学。

我们回到阿拉伯文学正典，在此介绍的第一部作品是伊本·穆格法（或译《卡里莱与笛木乃》），这本书在中文世界里被翻译很多年了。提到这个书名，大家的第一反应，也许觉得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不是有人猜那两个名字是一对年轻情侣的名字？令大家失望了，其实那是两只狐狸的名字，这是一部动物故事集。它的作者伊本·穆格法是8世纪时的人，相当于我们的中唐时期。大家想想看，在我们的唐传奇里，有篇幅较长的动物故事吗？没有吧。在我们春秋战国时代的子部著作里有一些动物故事，但通常篇幅都相当短，情节也不复杂。像伊本·穆格法写的这类较曲折的动物故事，中国是几乎没有的。或许我们的文明太早熟了，我们好像很早就把这份动物的纯真给丢失了。

另一方面，《卡里莱和笛木乃》虽然是一部阿拉伯文学正典，但它其实并不是纯粹的阿拉伯文学，因为它的作者伊本·穆格法是一个波斯人。如果大家对中东的历史和文化比较了解，就会知道，波斯人他们是有自己的语言的，是波斯语，所以波斯语跟阿拉伯语，是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而作为波斯人的穆格法来到阿拉伯语的世界，他用阿拉伯语写出这部故事集，而且故事的来源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原生于阿拉伯世界中的，而是从印度的《五卷书》里汲取的灵感，所以这是把异域文化的内容收集过来并融汇成自己的东西。此外，《卡里来和笛木乃》是用一种词汇简单、生动的阿拉伯语来书写的，因此，后世的人常把《卡里莱和笛木乃》作为阿拉伯语入门读本来使用。19世纪的法国东方语言学家萨西（Silvestre de Sacy）就曾出版过《卡里莱和笛木乃》的详注本。但大家可能不了解，其实《卡里莱和笛木乃》这本书是从波斯的巴列维文翻译来的，也就是说，这部被当作阿拉伯语范本的书，实际上是一个译本。说到此，我们或许可以对“正典”这个词祛魅。我们发现，“正典”并没有那么“正”，它完全可能是血统不纯的野孩子。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再简单地说说另外几部经典。例如《哈·伊本·叶格赞的故事》，它被欧洲人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一个哲学故事。哲学故事这个品类，在中国过往的文学中，好像也没有出现过。它讲的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被养母放到盆里，然后推到大海里漂流，直到一个荒岛上被一只羚羊喂养，几十年没有跟人类接触，这也意味着他不懂人类的语言。到了他差不多50岁的时候才从邻岛上来了一个人，在接触的过程中，靠比划、靠猜，叶格赞才慢慢学会了人类的语言。大家猜猜，为什么基利托跟许多西方研究者会对这个故事比较感兴趣？是的，因为它和《鲁滨逊漂流记》很相似，但这部作品创作于12世纪，要比18世纪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早很多。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文学中有很多品类，甚至讲故事的方法都要比欧洲领先，花样繁多。

我们再提一个，阿拔斯王朝的作家麦阿里写的《宽恕书》，讲述了一个人在天堂和地狱游览的过程。之所以叫《宽恕书》，是因为这个人在天国里看到了应该在地狱出现的人，又在地狱里看到应该生活在天国里的人，他在反思真主做出宽恕的原因。从故事的脉络看，熟悉欧洲文学史的朋友一定会联想到但丁的《神曲》，因为神曲就是讲一个人游历了地狱、炼狱和天堂。但《神曲》是14世纪的作品，而《宽恕书》应该是11世纪完成的，也就是说，《神曲》比《宽恕书》成书要晚。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神曲》受到了《宽恕书》的影响呢？不能。为什么？原因是，基利托提出，《宽恕书》是被禁锢在阿拉伯语世界里的，它没有被翻译为欧洲语言，它的内容和文学价值很难被外人了解到。这里就又涉及文学作品的幸与不幸了：《一千零一夜》很幸运，在欧洲广为流行，跻身经典；《宽恕书》就不那么幸运了，一直到今天，在阿拉伯世界以外都鲜为人知。

阿拉伯语文学可以同欧洲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而这种比较视角正是基利托擅长的。基利托是摩洛哥人，他身处的特殊位置令他可以在法语和阿拉伯语两个世界间从容游弋，他自然带有比较的视角。而通过这种比较，也使得今天的中文读者可以比较顺畅地进入阿拉伯文学正典。为什么？因为假如我们贸贸然直接闯入阿拉伯文学的殿堂，我们会觉得这些异域文化过于陌生，我们不得其门而入。而我们一旦代入基利托的比较视角，有了西欧文学作为一面镜子，加以对照，通过反射，我们就有了比较的视野，从而加深我们对阿拉伯语文学的认知。

陈超慧：刚刚提到比较，我们一听到《宽恕书》就立刻想到《神曲》，在基利托的作品里时常能看到这样的比较视角，比如同一形象在不同文化里的体现，或是同一主题在不同文化里的体现。我们会发现，原来相距千里的文化竟也有相似之处，这是比较文学有趣的地方。

刚才乔纳森老师提到的翻译，其实也正是基利托在《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中的反思。摩洛哥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曾跟西班牙签署条约，因此摩洛哥的部分地区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我们能看到，在摩洛哥有很多人会两种语言，根据所在区域的不同，或是阿拉伯语跟法语，或是阿拉伯语跟西班牙语。

他对语言不断地反思，因为作为一个多语使用者，他会反思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语言阵营。乔纳森老师也是一个多语使用者，可能您也会有类似的感受。第二本书的标题《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会让读者联想到卡夫卡说的那句：“我说所有语言，但以意第绪语”。基利托的标题其实非常形象地体现出语言、身份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选择一种语言，其实是选择了一种姿态，一种态度。广东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说，在广东有普通话和粤语，但人们可能日常生活会使用粤语，而在工作中更多使用普通话。我自己也是多语使用者，所以会发现自己在说不同的语言时性格或思维是会有差异的。比方说，可能是因为西班牙人的性格比较热情奔放，在使用西班牙语时我说话可能就会比较直来直去，在中国文化看来会更具侵略性或进攻性；在使用普通话时，我可能就会比较谨慎，比较保守。所以这其实也是基利托在这部作品里反思的点，他自己在用阿拉伯语写作时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代表什么；他用法语写作时候又在想些什么。

他其实还反思了语言跟权力的关系，比如摩洛哥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会使用阿拉伯语，这其实是权力遗留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殖民地的原因。这都是语言文学研究者们在书中比较留意的几个点。

乔纳森：刚才陈老师说我是一个多语使用者，但实际上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就从言说层面上讲，我实际上是一个单语者。我出生在中国北方，而且是东北，别人与老乡聊天，能在方言的遮蔽下说些私密的话，而我只会说普通话。基利托本人的立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激进的多语主义者。在书里，他这样写道：“纯粹的单一语言使用者，如果这种物种存在，有时只立足于他们自己语言说话，但如果他们说话时考虑到他们语言的过去与现在，审视它们的不同层面、不同的方言、种种个人习惯用语和社会习惯用语，那么，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多种并且多态的。”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段话？事实上，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们使用的中文本身就是一种多语。今天你去读《诗经》，似乎读起来是没有太大障碍的，这是我们中文世界的人莫大的幸运。但如果是英文世界的人，如果没有古英语的修养，你对他们古英语的史诗《贝奥武甫》就完全不能理解，而我们中国人就有这一优势。但正由于这个幸运，我们可能反而不怎么去反思我们的语言，而如果我们代入基利托的视角，就会发现，原来在我们语言内部存在历史性，我们也生活在一段一段的语言里，就像从古文到白话文，它也是多种且多态的。

基利托的观点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今天中文里有特别多的外来词，比如“派出所”，就是从日文中引入的。基利托是一个在阿拉伯和西欧两个世界间穿梭的人，借由他的著作，我们会看到阿拉伯文化的近现代进程与我们晚清以来与西欧文化相遇的往事有很多呼应的地方，也就是说，阿拉伯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遭遇和我们近代以来经历的西欧化过程很相似。例如林纾，他是晚清著名的翻译家，但他自己不懂外语，他是借由别人的口述，然而用生动的文言进行转述。而基利托在《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这本书里提到一个人，叫曼法鲁蒂，他是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埃及翻译家，他翻译过许多“哀感顽艳”的西方小说，其中就包括《茶花女》《保尔和维吉妮》。而这两本书林纾居然也翻译过，分别叫《巴黎茶花女遗事》《离恨天》。我们发现，原来在阿拉伯语世界里和我们中文世界里居然有这样的巧合。而且两位翻译家的“翻译策略”也很相像，因为他们翻译的很多作品，严格说来，不属于我们今天广泛认可的西方文学正典，而是属于老百姓爱看的比较通俗的文学作品，而且今天他们翻译过的许多原著已经没多少人关注了。

如果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来看，阿拉伯语世界与中文世界的境遇也很相像。基利托说，在19世纪末阿拉伯语的世界里，知识分子写作主题一定要和外国相关，他们会尽情书写关于异国、关于留学的话题。这和我们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的经历也很相似，比如周氏兄弟、郭沫若、郁达夫游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蔡元培留学欧洲等等。在新文化运动里面发挥主力作用的人都有过异国经历。阿拉伯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他们到欧洲，到美国，体验到强烈的文化冲突和挫折感，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是很类似的。所以《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这本书，我们在阅读时是会深有体会的，我们会在阿拉伯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

陈超慧：基利托在书中说，“我欠下的债越多，我自身就越丰富”。他非常强调与外国文学或者与其他语言之间的互通性，所以在他看来，翻译是一个各种文化交流的手段。而且刚才乔纳森老师说，基利托是一个坚定的多语使用者，因为他认为各种语言归根到底都是多语。这也让我想起了西班牙语跟阿拉伯语的联系。我们知道，西班牙南部曾有700多年的时间被阿拉伯人——严格意义上是摩尔人统治。摩尔人没有明确的种族，但我们的刻板印象可能就是肤色比较深。他们在西班牙统治了700多年，是公元8世纪到公元15世纪左右，之后就是西班牙天主教的复兴以及哥伦布航海大发现。当时，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留下了非常多的东西，他们的统治会强迫当地的人民改宗，让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但他们同时也带去了像科学、数学、食物等很多东西，其中当然也包括语言。比方说，在西班牙语文里，很多以“a”开头的单词都源自阿拉伯语，还有很多是西班牙语跟阿拉伯语交融之后出现的词语。所以，要是以这个角度看，确实，说西班牙语的人其实也是多语使用者。

刚才您提到的林纾先生，他曾经把《堂吉诃德》翻译成《魔侠传》，现在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就是把中文的《魔侠传》再回译成西班牙语，然后比对两个版本的异同。《堂吉诃德》是西班牙经典文学作品，基利托也对其进行了研究或思考。书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基利托说，“一位在摩洛哥教书的法国物理学家向我保证，《堂吉诃德》是一个阿拉伯人的作品”。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在摩洛哥教书的法国物理学家，说一部西班牙经典文学作品是阿拉伯人的作品。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先决条件，我觉得基利托在这里暗示，这个读者并不是塞万提斯所希望的读者。当然我们知道这本书不可能是由阿拉伯人写的。因为《堂吉诃德》里面说是一个作者在书摊找到了一个阿拉伯人的手稿，然后他请人来翻译。其实它是跟《堂吉诃德》形成了一个互文。因为堂吉诃德是非常狂热的一个骑士小说爱好者，他就把骑士小说全都当成真事出去闯荡天涯了。所以，这里基利托就从这个文章开始出发去讨论怎样去研究文本的起源，这对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基利托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了翻译。根据记载，这个文本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而来的，所以他顺带也讲了翻译的问题，这里我们可以展开讲一讲。历史上，西班牙在翻译方面也有非常著名的运动或者机构。12世纪在托莱多建立了翻译院，但前期是把一些经文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到了阿方索十世（西班牙历史上称之为“智者国王”）开始把所有的经典翻译成西班牙语，奠定了现在使用的西班牙语的基础。西班牙语原本叫通俗拉丁语，而拉丁语分为两种——教士、贵族常用的拉丁语以及平民常用的拉丁语，而平民日常使用的拉丁语之后慢慢演化成现在使用的西班牙语。这也体现了翻译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文本传播当中的重要性。

最后，基利托对读者进行了反思：究竟怎么样才是合格的读者？或者说，作者希望有怎么样的读者？当然，基利托最后也提出了一个可能性。他认为，当时塞万提斯有可能假借对阿拉伯人写的小说进行处理作为免责的借口。基利托探讨了文学作品的起源，在古代，创作者总会表示写作是他人授意或要求的，并不是作者自己想写或者创作的，隐含的意思是，读者要批评的内容其实是跟作者没有太大的关系。基利托在最后提出这么一个有趣的设想，当然，我们读完后也会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意义。

在小说集《告诉我这个梦》中，基利托把他的文学思考融入虚构写作，模糊了现实跟虚构的边界。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他描摹了大学生活的日常，比如说参加研讨会、做博士答辩等等。但现实跟虚构的界线很快就变得模糊，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容易跟着作者的思绪和逻辑，一路追随故事的发展，但最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有点像博尔赫斯笔下梦中有梦的感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感觉，好像大学生活所在的第一层世界也只是一个梦，好像并不是真实的，但基利托同时又会再提供一些线索，让人感觉四个故事都是真的——比如四个短篇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就是一个名叫伊达或者阿伊达或者艾达的一个女人。这个人物反复出现，同时还有作者对《一千零一夜》的反复致敬。这让读者觉得这些故事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平行时空，或者在不同年龄阶段所经历的真实事情。在阅读时，我感觉基利托的作品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好像快要抓住线索、突然间它又像水一样流走了的感觉。

乔纳森：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设定，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特别贴合，就是这个男主人公，一个博士研究生，在写文学研究的题目，对象是《一千零一夜》。他研究《一千零一夜》，不是研究人物的塑造或者叙事的艺术，而是研究它的文本，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的版本目录学。为什么《一千零一夜》的版本值得研究，而且到了一个博士生也会写这类论文的程度？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学传统里面比较少遇到的：因为《一千零一夜》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权威版本，它的版本流变特别复杂。我在这里介绍一位英文世界的阿拉伯语学者的说法，他叫罗伯特·欧文，他说：“《一千零一夜》更像《圣经·新约》，你无法认定它有单一的原始手稿，也无法推断它有最初的定版。”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我们今天说的《一千零一夜》，实际上只有两百多个故事，而这些故事的组成其实是松散的。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辛巴达航海故事，其实就是后来掺入的故事。基利托的小说里写，某个《一千零一夜》的手抄本被这个博士生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他觉得自己为《一千零一夜》多找到了一个故事。小说的这一设定就很有意思。如果你想把这个小说的设定充分领会，你就得知道，《一千零一夜》的版本问题，直到今天，专家们也还在吵来吵去，争论哪些是原初的、哪些是后来产生。所以，这部小说的故事性跟它的学术性是缠绕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们讲的基利托作品的有趣之处。而如果你知道的太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感受了，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活动里给大家讲许多阿拉伯文学背景的理由。

《堂吉诃德》属于骑士文学，骑士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女性有一种崇拜。大家都知道，《堂吉诃德》实际上是塞万提斯对之前世代的骑士文学的一种戏仿，在这些骑士文学中，女性是受到骑士们的疯狂追求和无限尊崇的。然而，如果你对欧洲的历史文化很了解，你会知道，在古希腊、古罗马世界，女性其实并没有那么被尊重。苏格拉底就不愿意跟自己的妻子待在一起，而是更乐意跟年轻男性相处。古罗马人认为，女性的生活应该限于闺壸之间，对她们并不重视。甚至罗马帝国崩解为西罗马和东罗马两个部分后，女性的地位仍然没有很大提升。那么，中世纪欧洲为什么会突然出现比如说《亚瑟王》这样的骑士文学呢？阿拉伯文学研究的前辈郅溥浩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他提出欧洲骑士文学中对女性的特别尊崇其实是从阿拉伯世界来的，因为阿拉伯文学里有很多歌颂女性的文学作品，阿拉伯的诗人要想获得女性的青睐，不断博取她们的欢心，就得不断写诗，赞颂女性。阿拔斯王朝推翻伍麦叶王朝后，伍麦叶王朝的残余势力经由北非逃到了西班牙，并把阿拉伯文化带入西班牙，所以《堂吉诃德》之前的骑士文学真的可能是受了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我们今天觉得中华文化辉煌灿烂，但中国的文化影响的范围主要还是在东亚、东南亚；而阿拉伯文化影响的范围可能更广，从地中海周边到整个欧洲，更不要提中亚的许多地方。而且阿拉伯文化的边界没有那么清晰，更开放，流动性更强，这是值得我们中国文化圈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