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当代中国外交史论坛及中国与国际组织历史研讨会圆满落幕，会议纪要揭秘外交新动向

第二届当代中国外交史论坛暨“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历史”研讨会成功召开，会议围绕当代中国外交史及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历史展开深入研讨，与会学者就相关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探讨，会议纪要对研讨会的主题、内容和成果进行了简要概述，此次研讨会对于推动中国外交史和国际组织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25年8月30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史林》《复旦学报》《世界历史评论》共同支持的第二届当代中国外交史论坛暨“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历史”研讨会正式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线下会议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模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国防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以及华侨大学、澳门圣若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70余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教授先后致辞。陈志敏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本次会议打破学科壁垒，为历史学者与政治学、外交学、国际政治的学者搭建了一个高水平学术平台，有利于推动历史学与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跨学科交流，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陈校长回顾了去年首届会议的成功经验，指出会议汇聚了中国外交史、外交学及国际政治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对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讲话精神、加强理论研究和阐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教授认为，本次论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会，更是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聚会，充分体现了复旦大学在国际关系与外交史研究方面长期以来的领先地位和学术传统。他认为，本届论坛的主题“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渊源深厚，从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到近年来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中的积极作用，再到“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都展现了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既是改革者，也是建设者的角色。李捷教授强调当代外交史研究中史论结合的重要性。只有历史与理论相结合，才能把握外交发展的逻辑和趋势。

在谈及研究取向时，李捷教授强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战略布局中承担着引领责任，必须在新时期深化新中国外交史研究，避免重蹈历史的弯路，坚持与时俱进。此外，李捷教授还强调外交史研究范围的广阔性。除了新中国外交史本身，国际关系史、主要国家的外交史、战后重要条约的形成与演变，以及经济史、科技史和现代化进程等，都与外交史紧密相连。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学科视野，还能为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实践提供借鉴。最后，李捷教授总结指出，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外交如何在旧秩序与新秩序的转化中发挥作用，是一个重大而持续的学术和实践课题，复旦大学及国内学界有责任、有能力继续承担起深化外交史研究的重任，既回应国家战略需要，又紧扣国际发展的潮流，为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第一场主旨报告由华侨大学副校长林宏宇教授主持。中央党校宫力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万隆会议与新中国外交基本立足点的确立”。宫力教授指出，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工作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重心，但自万隆会议起，外交重心逐步向亚非拉国家转移，形成了“走出去”的方针和中间地带战略。万隆会议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在推动和平统一战线、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及积极参与亚非事务方面的努力；中央为万隆会议做了充分准备，并授权周恩来灵活应对复杂局面，确保会议顺利达成目标，包括推动和平宣言及将五项原则扩展为十项原则。至1960年代，中国通过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援助与外交支持，最终确立了以全球南方为主要依靠力量的新中国外交基本立足点，为后续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战略奠定了经验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邢广程教授作了题为“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的认识”报告。邢教授认为，中美苏大三角形成于冷战后期，即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是冷战两极格局下的战略三角架构，其构建主要依靠中国的主动外交，而非苏联或美国的施舍。冷战时期，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以及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缓和，使中国在大三角中处于最弱但最主动、最灵活的一角，中国不仅撑出了第三条战略角度，还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邢教授还指出，中美苏大三角经历了毛泽东后期与改革开放初期两个阶段，对冷战后期世界格局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营造具有重要影响。大三角的形成推动了世界从两极向多极化发展，冷战结束并非完全由美苏主导，中国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北京大学张清敏教授的报告讨论了中美关系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张教授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中美建交与改革开放同步且互为条件，改革开放离不开中美建交，而中美建交也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紧密关联，尤其在技术引进、人才培养、市场开放和资金流动等方面，美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实现全面现代化和第二个百年目标需应对中美关系的转型与挑战，包括高质量对外开放、经济与技术自立以及在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第二场主旨报告由复旦大学张骥教授主持。澳门圣若瑟大学副校长张曙光教授围绕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科技“方略”问题，进行了报告。张曙光教授指出，过去学界对“方略”尤其是科技在外交和经济中的作用尚未形成系统认知，科技在现代中国外交中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从“卡脖子”关键技术到“战略科学家”等概念的提出，都体现了科技与国家治理和战略决策的深度结合。他认为，当前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对外政策与战略布局中发挥着越来越核心的作用，并提出对外方略研究有必要进行范式重构，综合考虑安全、发展、经济、科技和治理等多重因素，同时需要谨慎防范外部诱惑与影响，并通过机制化和举国体制确保科技成果与战略目标的协同推进。华东师范大学沐涛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万隆会议与现代中埃关系的确立”。他首先回顾了历史上中国与非洲及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从汉朝文献记载的早期交流到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赴埃及学习的历史脉络。中埃关系在建交初期即面临考验，例如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中国坚定支持埃及，承担棉花出口等经济任务，并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手段体现对非外交的战略布局。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在1963-1965年多次访问非洲，推动中非关系发展，确立对非洲及阿拉伯国家的“五项原则”，体现了埃及在新中国外交政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万隆会议则成为现代中非关系确立的重要起点。华东师范大学梁志教授报告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若干进路”。他指出，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战争政策与危机管理、顶层政治（包括建交与陆地边界问题）、技术议题、经济援助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基层与普通人的研究（如苏联专家、留学生和实习生），这些研究揭示了高端政治的底层映射。他还提出长时段观察的重要性，指出新中国外交受到历史记忆、屈辱外交心理、两分法思维及身份认同等深层因素的持续影响。梁志认为，未来研究应更注重党际关系与基层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在下午的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各项重要专题展开研讨，主题涵盖国际多边秩序与中国的角色变迁、冷战与大国博弈、冷战语境下的中国与国别外交、联合国与中国等多个前沿领域。学者们通过多国档案的比对与分析，结合历史事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勾连，揭示冷战时期大国外交决策的历史脉络与逻辑。与会者不仅探讨了制度、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关注中国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多边秩序、公共外交及国际事务中的策略演变，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方法创新、史料利用和理论建构上的多维探索与学术价值。

本届论坛闭幕式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总编辑焦兵主持，宫力、邢广程、张清敏、张曙光、金光耀、沐涛、梁志、林宏宇等学者，围绕“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选题规划”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在圆桌讨论中，与会学者认为，冷战史研究需要“多元历史档案”的比对，避免孤证，造成历史理解的人为偏差，此外研究者还需要具备敏锐的辨识能力。比如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与理解，在历史学和国际政治学这两种不同学科视角下，不同学科的学者可能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严谨的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显得格外重要性。宫力教授指出，本次会议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选题规划提供了重要指引。他强调，研究应聚焦中国外交史，科学界定研究对象与层次，合理区分国际关系史、国别史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未来的选题应着眼战略调整与领导人外交思想，认真梳理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

邢广程教授指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选题必须与国际大环境紧密结合，避免孤立视角，充分注意当代史研究的历史时间与档案文献的历史局限。他强调，中苏、中俄关系以及周边国家外交史应当是未来的重要选题，尤其应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局部战争与外交冲突。研究者要明确学术方向，使研究更好服务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求。张曙光教授指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因时间跨度短、档案受限，结论具有相对性，难以完全还原历史原貌。他强调研究应兼顾叙述与分析，善用国际比较与政治学理论方法，关注宏观战略、微观政策，补足中观层面的方略研究，形成完整的当代外交史研究学术体系。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强调，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对1949年前外交史的充分理解之上。许多当代外交史议题与民国外交史紧密相关，传统外交思维在战略定位与外交礼仪中仍有深远影响。他建议年轻学者在规划研究选题时注重历史纵深感，将民国外交史与当代外交史结合起来，提升当代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深度。

沐涛教授指出，未来还应加强中非关系史研究。尽管已有不少非洲研究机构，但专注非洲议题的学者仍然稀少。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存在国别与地区的分布失衡，欧洲、非洲、拉美及周边国家研究明显不足。梁志教授指出，理解周边国家外交行为及其在大国之间的权衡至关重要，鼓励青年学者关注潜在研究空白，利用多语种档案，扎实耕耘，形成特定领域专业能力，并将历史研究与当代外交实践紧密结合。当代史研究档案有限且敏感，研究者需在碎片化资料中拼凑历史图景，允许合理推测以呈现历史现象。林宏宇教授强调，美国方向研究尤为重要，自1978年以来中美关系对中国外交与安全影响深远；他建议未来选题应该兼顾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关注长期结构性问题，并鼓励学者团队合作探索新视角。

研究当代外交史既有客观局限，也有主观优势：研究者身处当代历史进程之中，能够直接感知时代脉动，为后来者提供独特的历史感知。论坛召集人、复旦大学马建标教授表示，尽管困难重重，但只要坚持下去，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学术发展之路会越走越宽。